由中共楊浦區(qū)委宣傳部、文匯報社和上海市電影發(fā)行放映行業(yè)協(xié)會聯(lián)合打造的 “光影·電影講堂”,推出“紅色電影”“大師”“青年藝術家”“海派電影”等系列主題,通過主題演講、嘉賓對話和影片觀摩等形式,邀請一流導演、編劇、制作人和學者,解讀電影背后的故事與歷史,構建光影之上的對話交流空間。首期由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、上海文史館研究館員、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熊月之作題為《歷史中的大與小——從四行倉庫抗戰(zhàn)說起》的主旨演講。
2020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75周年,說到抗日戰(zhàn)爭,我們中國人有四個始終銘記在心的特殊日子:“九一八”“一·二八”“七七”和“八一三”。從歷史上“大”和“小”的角度來看,我們原來將抗日戰(zhàn)爭史分成全面抗戰(zhàn)和局部抗戰(zhàn),發(fā)生在1931年和1932年的“九一八”“一·二八”與發(fā)生在1937年的“七七”“八一三”就分在了兩個不同時期。而現在統(tǒng)稱的“十四年抗戰(zhàn)”就將這四個日子歸在了一個時期。
“一·二八”與“八一三”都直接與上海有關,起到扭轉全局的作用
在上述四個日子中,“一·二八”與“八一三”(即1932年1月28日與1937年8月13日)直接與上海有關,熱映電影就聚焦了八一三事變后的淞滬會戰(zhàn)尾聲的四行倉庫保衛(wèi)戰(zhàn)。
這兩次戰(zhàn)役是在不同的起因、背景和目標下發(fā)生的。“一·二八”事變發(fā)生在“九一八”事變以后,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中國的東三省,策劃建立偽滿洲國。這一嚴重侵略行動導致了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利益不平衡,更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。為了轉移目標,日本侵略者通過挑起事端以轉移視線。因上海有著相當特殊的地位,是西方各國利益所在地,能起到其他城市無法起到的作用,所以,日本侵略者選擇在上海發(fā)動戰(zhàn)爭,具體挑釁位置就在楊浦區(qū)的馬玉山路(今雙陽路)。馬玉山路上的三友實業(yè)社,是中國民族資本家所辦的一個企業(yè),與日本存在市場競爭關系,為日本人所記恨。
當時,三友社工人組成了抗日救國會和三友抗日義勇軍,400余人每天在上班前操練。西鄰日商東華毛巾廠駐有日本海軍陸戰(zhàn)隊,設有瞭望臺,看到三友社毛巾廠的行動,恨得牙癢癢,視為眼中釘。1932年1月18日下午,天崎啟升等五人以舉行“寒中修行”為幌子,在馬玉山路三友實業(yè)社毛巾廠門前敲鼓擊鐘,還向廠內投擲石塊,義勇軍成員立即跟蹤其后。天崎啟升等人見工人們尾隨而來,便向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竄,逃到趙家宅附近時,遭到工人的攔截盤查。此時,由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事先收買和雇傭的一批打手,化裝成工人模樣混入義勇軍中,用石塊猛砸天崎啟升等人,造成日僧一死二傷。打手們見日僧或死傷或逃逸,便一哄而散,將責任嫁禍于工廠工人身上。這便是轟動一時的“日僧事件”。日本發(fā)動戰(zhàn)爭就以此為借口。
1937年淞滬會戰(zhàn),是當時中方主動調整抗日方略的結果!熬乓话恕笔伦円院,日本由東北,而華北,步步南侵。中方判斷,日本下一步侵華戰(zhàn)略便是沿著平漢鐵路南下,侵占武漢,再沿著粵漢鐵路南下廣州。這樣,日本將依托占據貫通南北的鐵路大動脈,將中國分隔東西兩塊,進而憑其強大的軍事優(yōu)勢,將主要依托于東南沿海地區(qū)的南京國民政府消滅,最終滅亡中國。為了粉碎日本的圖謀,中方決策在上海與日本會戰(zhàn),將日本兵力調往南方。這樣,在上海能勝最好,不能勝,則且戰(zhàn)且退,遷都重慶,依托西南大后方,用空間換時間,拖住日本,打持久戰(zhàn)。決戰(zhàn)地點選擇上海,因為這里是日本必爭之地,也是西方各國利益所在。中方寄希望于“九國公約”相關國如英、美、法等干涉或調停。在當時中國,能起這樣作用的戰(zhàn)略據點,只有上海。
淞滬會戰(zhàn)是中國抗日戰(zhàn)爭史上二十多次會戰(zhàn)中,發(fā)生最早、最為慘烈、最具戰(zhàn)略意義的會戰(zhàn)之一。日本所謂速戰(zhàn)速決的幻想就此破滅,從此被拖入持久戰(zhàn)的泥潭。中國一掃以往“東亞病夫”“一盤散沙”形象,萬眾一心、敢打敢拼的抗戰(zhàn)精神,呈現在全世界面前。在這個意義上,中國在淞滬會戰(zhàn)中達到了調整抗日方略、振奮民心的目的。可以看到,這兩次扭轉全局的戰(zhàn)爭都與上海有關,這與上海這座城市的特殊性有關。
歷史中的大與。喝丝诿娣e小,在全國的經濟比重大,與世界聯(lián)系大
就歷史的大與小而言,上海的面積、人口在全國的比例很小,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面積不到全國的萬分之一,人口不到全國的百分之一。但是,就上海在當時全國經濟中的比重而言,很大。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,上海已是超過35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,不光全中國最大,也是遠東最大城市之一。其時,上海城市人口,幾乎等于南京、北平與天津三個城市人口的總和?谷諔(zhàn)爭前夕,除東三省外,全國工廠數的30%在上海,工業(yè)產值50%以上出自上海。許多達官貴人將家安在上海,將錢存在上海,將產業(yè)置在上海。上海成為全國財富匯聚之區(qū)。
舉例來說,從晚清到北洋政府,再到南京國民政府,包括江南制造局、輪船招商局等涉及國家重要經濟命脈的設施都在上海。民間資本如李鴻章、曾國藩,他們的私人投資也都在上海。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闿是土生土長的湖南人,但他把家遷到了上海,資產也都存在上海。閻錫山的主要財富也主要集中在上海。
從上海與世界聯(lián)系角度看,占比也很大。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,外國對華出口貿易和商業(yè)總額的81.2%,銀行投資的79.2%、工業(yè)投資的67.1%、房地產的76.8%,均集中在上海。1936年,上海對各通商口岸貿易總值,占全國75.2%,1940年比重上升到88%。與此相一致,上海也是列強在中國的投資中心。據研究,1930年,英國在上海投資占其在華總投資的76.0%,美國在上海投資占其在華總投資的64.9%,法國在上海投資占其在華總投資的40.9%,日本在上海投資占其在華總投資的66.1%(東北除外)。
因此,上海是當時的中外利益共同體,既像一個多國共有的珠寶店,又像一個國際信息匯聚之地。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包括中國的信息情報都匯聚在此,產生了溢出效應。正因如此,世界各國的情報組織,如左爾格情報網就經常在上海探聽日本在中國的戰(zhàn)略動向,也探聽德國人的戰(zhàn)略動向。
上海的“孤島”奇觀:蘇州河一邊炮聲震天一邊笙歌達旦
因此,上海表現出相當的特殊性。首先它是中西利益的共同體,當時的上海其實是“三個上!,即由公共租界的上海、法租界的上海和華界的上海共同組成,它們各自擁有獨立的政府、法院、教育、衛(wèi)生。當戰(zhàn)爭打響后,每個地方各自為政,只保護自己。上海有著獨一無二的“孤島”奇觀,戰(zhàn)爭進行時,蘇州河兩岸已經呈現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觀。誠如著名記者陶菊隱所寫:“蘇州河一水之隔,一邊是炮聲震天,一邊是笙歌達旦。每當夜幕降臨,租界內徹夜通明的電炬,透過幽暗的夜空,與閘北的火光連成一片,映紅了半邊天。”正因為有此奇異格局,才會出現外國記者在租界陽臺上一邊喝咖啡、一邊了解戰(zhàn)況的戲劇性場景。這在驚天動地的二次大戰(zhàn)史上,也找不出第二例。
上海“孤島”成為日本獲取、轉運戰(zhàn)略物資以及套取外匯的中轉市場。日軍對租界實行的是“和平封鎖”,即只禁止中國船舶的海上交通運輸,對第三國船只雖時有阻攔,但并不完全禁止進出。在太平洋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,進出上海港的輪船噸位中有將近六成屬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國。當然,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掛著外國國旗的中國船只。
各方還在上海爭奪政治與文化影響力。左翼文化興盛一時,帶有強烈“魯迅風”的雜文,反映淪陷區(qū)人民生活和斗爭的戲劇,梅益等主編的報告文學《上海一日》,都很有影響。以演出反映抗戰(zhàn)生活、借古諷今戲劇為主的大大小小業(yè)余劇團,有一百多個。當時的上海租界,繁榮到難以想象的地步。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歷史上,被敵方占領的大城市,無論是北平、南京、香港,還是布拉格、華沙、巴黎,都沒有與上海類似的情況出現。
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與中國抗日戰(zhàn)爭中的特點與作用,交互影響,相互作用,使得上海這座城市,要悲壯有悲壯,要柔情有柔情,要崇高有崇高,萬象雜陳,令人目不暇接。人間一切正劇、悲劇、喜劇、荒誕劇,在這里都有上演。于是,上海被涂上神奇、怪誕、夢幻乃至幽默的色彩,難怪被日本人稱為“魔都”,也難怪斯皮爾伯格的《太陽帝國》,李安的《色戒》,周潤發(fā)領銜的《上海灘》,都要以上海為背景。
這便是上海之所以為上海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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