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要：總理記者會的問題是否會事先審查？周覺說：“根本沒有這種事。即使有這個想法，也是很愚蠢的。”周覺是全國人大第三任新聞發(fā)言人，也是健在的最早的新聞發(fā)言人(前兩任已去世)。他連續(xù)5次主持了李鵬總理的中外記者見面會。

　　我如何主持總理記者招待會

　　“根本沒有(事先審查記者的問題)這種事。即使有這個想法，也是很愚蠢的�！�

　　全世界的焦點早已鎖定了這一天：2013年3月17日，在中國北京的人民大會堂，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(fā)言人傅瑩，將邀請新任國務(wù)院總理和副總理，與中外記者見面。

　　“傅瑩是‘婉約派’的�！痹谖挥诒本┩饨徊拷值募抑�，傅瑩的前輩、第八屆全國人大新聞發(fā)言人周覺笑著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點評道，“外表對新聞發(fā)言人來說確實比較重要。傅瑩形象好，李肇星(上一任發(fā)言人)很有個性。”

　　而周覺自己，則是另一種風度：極富親和力，笑容溫煦，聽人說話時，習慣身體微微前傾，雙眼專注有神地看著對方。86歲的他，依然耳聰目明，每周堅持去位于養(yǎng)蜂夾道的俱樂部游泳一到兩次。

　　自從1983年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始設(shè)立大會新聞發(fā)言人制度以來，全國人大先后已有七任新聞發(fā)言人，周覺是第三任，也是健在的最早的新聞發(fā)言人(前兩任已去世)。1993年至1997年期間，他擔任了第八屆全國人大歷次大會的新聞發(fā)言人，連續(xù)5次主持了李鵬總理的中外記者見面會。

　　上任之初，他就給自己定下了兩條規(guī)矩：第一是盡量不說“無可奉告”，第二是不講假話。如果回答不了，或不便回答，他就會說：“我把你的問題記下來了，會向有關(guān)方面做些了解，再告訴你�！�

　　對于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的采訪，他沒有要求看稿，只是委婉地提出，如果有拿不準的地方，可以先讓他看看。

　　“透明”催生的總理記者會

　　其實，周覺擔任人大會議的新聞發(fā)言人，是一個偶然。

　　由于和第一任新聞發(fā)言人曾濤、第二任姚廣一樣，之前都曾出任中國駐法大使，很多人問周覺，是不是人大會議的新聞發(fā)言人按規(guī)矩是由駐法大使擔任?他笑著答道，這純屬巧合。

　　因為，這一職務(wù)原本定的是由時任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接任。但當時朱啟禎正在美國進行必不可少的離任拜會，趕不及回國，周覺由此進入了中央的視野。

　　1990年10月，63歲、搞了36年外交工作的周覺，結(jié)束了駐法大使的任期回國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找他談話，表示現(xiàn)在干部青黃不接，對身體好、懂外文又德才兼?zhèn)涞�，年齡方面可以有些彈性。當時，新組建的國務(wù)院新聞辦公室正需要一個懂外事的領(lǐng)導(dǎo)，周覺由此調(diào)入了國新辦，擔任副主任。

　　1993年初，組織上找周覺談話，推薦他作為全國人大會議新聞發(fā)言人人選。事后聽說此消息，一些熟悉情況的朋友告訴他：老周，這是個苦且難的差事，搞不好容易得罪人。周覺對自己的評估是：筆頭上還可以，口才和表達能力有限，但性格比較隨和，知識面比較廣，外國記者也見得多了，不管記者怎么問，能夠沉得住氣。既然組織上讓干，那就只能從命。

　　在3月15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上，大會主席團決定，由周覺擔任大會副秘書長兼新聞發(fā)言人。后經(jīng)大會選舉，周覺還成為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。

　　實際上，1993年春節(jié)剛過，周覺就提前進入工作狀態(tài)了。以總理記者招待會為重頭戲的各項新聞準備工作，早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。

　　1983年設(shè)立人大新聞發(fā)言人制度以來，整個六屆人大期間，新聞發(fā)言人都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，介紹會議議程、回答記者提問、宣布選舉結(jié)果等，但并不邀請總理出席。

　　邀請總理、副總理出席記者見面會的慣例，肇始于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的成立。

　　“上世紀80年代，改革開放是主旋律。大家感到，包括人大的各項工作在內(nèi)，都應(yīng)該是比較透明的，所以在1987年成立了新聞局�！痹�任人大新聞局局長、現(xiàn)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的周成奎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　　1988年是人大新聞局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也是換屆之年。4月13日下午，大會閉幕之后，應(yīng)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(fā)言人曾濤的邀請，新當選的國務(wù)院總理李鵬和副總理姚依林、田紀云、吳學謙，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了有4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。

　　在此次招待會上，李鵬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包括鐵道部部長丁關(guān)根辭職、對知識分子的所謂“壓制、鎮(zhèn)壓”和所謂的總書記與總理“在改革問題上有分歧”等各方面問題。針對美國《時代》周刊記者提出的關(guān)于他和周恩來的所謂“特殊關(guān)系”問題，李鵬坦然向大家介紹了自己的背景，做了澄清。

　　到1990年10月周成奎出任人大新聞局局長時，“兩會”后的總理記者招待會已經(jīng)連續(xù)舉行了3次，而新聞發(fā)言人也已換成了姚廣。在姚廣的領(lǐng)導(dǎo)下，周成奎參與了1991年七屆人大四次會議總理記者會的組織工作。

　　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，七屆人大五次會議召開。這期間，鄧小平南巡實際上已成為兩會代表和中外媒體關(guān)心的焦點，但當時南巡之事和鄧小平談話精神尚未正式公布。這一年，總理記者會沒有舉行，成為這一慣例開始以來唯一闕如的一次。

　　1993年，又是一個換屆年。即便對于已有較豐富經(jīng)驗的周成奎而言，換屆的新聞安排，也是頭一次。

　　問題和“口徑”

　　每年“兩會”的新聞準備工作，往往很早就開始了。

　　“兩會”新聞報道組是名副其實的兩會新聞報道組，同時負責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(xié)會議的新聞報道工作。它和大會的總務(wù)組，都是最早開始大會籌備工作的。

　　新聞報道組組長由擬議中的人大新聞發(fā)言人擔任，其他負責人則由方方面面的人組成，包括人大和政協(xié)常委會的一位副秘書長、人大和政協(xié)新聞局局長，以及中宣部、國新辦、廣電總局、人民日報、新華社等單位的負責人。周成奎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新聞單位的負責人納入新聞組，新聞單位關(guān)心什么問題，新聞組都大致清楚，因此，“突然冒出來的問題基本沒有”。

　　新聞組下設(shè)國內(nèi)記者組、港臺記者組、外國記者組、記者招待會組4個小組和一個辦公室。其中，記者招待會組主要負責總理記者招待會的準備工作，其成員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、人大新聞局、國務(wù)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部新聞司等部門。

　　新聞組一般于12月底或1月初開始運作，首先要制定新聞報道計劃。與此同時，記者招待會小組開始有關(guān)材料的準備工作。

　　記者招待會小組由于其重要性，一般由新聞組組長親自領(lǐng)導(dǎo)。發(fā)布會涉及到的內(nèi)容比較綜合，周覺搞了多年外交工作，熟悉國際問題，但對國內(nèi)問題亟需“補課”。“笨鳥先飛，我以前做事，要求最好。準備工作做得充分一點，自己就更有把握一些。”他笑著說。

　　準備工作的第一步，是邀請相關(guān)部委的負責人開座談會，請他們就各自工作領(lǐng)域中所面臨的、國內(nèi)外媒體所關(guān)注的問題介紹情況。

　　一般說來，這類座談會要開七八次，涉及的領(lǐng)域往往包括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財政、政法、港臺、外事、人大、社會工作等各個方面。在此基礎(chǔ)上，有關(guān)部門要提出相關(guān)的問題單子，以及對回答口徑的建議。

　　接下來，新聞組要根據(jù)這些部門提供的材料和座談的情況，進行梳理、匯總，形成“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關(guān)心的問題”及答問口徑參考稿。

　　周覺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對參考材料的要求，是簡潔明了、概括性強，把中外媒體最關(guān)注的問題提煉出來。重要的是，一方面提供的信息量要大，盡量滿足媒體的需求;另一方面，要利用這個時機，介紹自己，把中國的聲音向世界傳出去。

　　周成奎還記得1993年的主要熱點問題。

　　一是市場經(jīng)濟問題。這次會議的一項議題，是審議憲法修正案，“社會主義市場經(jīng)濟”首次入憲。

　　二是經(jīng)濟增長速度問題。以前中國的GDP增長速度定為6%左右，而1993年則定為8%~9%左右。經(jīng)濟增速的目標一下子提高了2~3個百分點。記者肯定要問，為什么要調(diào)高增速?可行性在哪里?

　　三是香港問題。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后，英國方面在香港問題上采取了與中方對抗的方針，否定“直通車”，鄧小平提出，要“另起爐灶”。

　　四是臺灣問題。本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到，將采取一切必要的“斷然措施”制止臺灣“獨立”、分裂祖國的行動，記者很可能會問，“斷然措施”究竟是什么。

　　鄧小平的健康問題歷來是最受關(guān)注的問題之一。對這個問題的回答，除了請示中央外，大會新聞組還報送了鄧辦。

　　1993年春節(jié)之后，為記者招待會準備的材料，已基本就緒。這些材料，主要提供給領(lǐng)導(dǎo)人做參考。

　　記者會前，大會新聞組和國務(wù)院有關(guān)部門負責人，一般會在總理的主持下，開一個小型的座談會。十幾個人參加，最后檢查各方面的準備情況。

　　周覺還曾建議總理，是否可以考慮以招待酒會的形式與記者見面，聽說這樣效果比較好。答復(fù)是：他也考慮了這個問題，認為還是以不搞酒會為宜。

　　“平衡術(shù)”

　　1993年3月31日下午，新任國務(wù)院總理和副總理準時出現(xiàn)在人民大會堂三樓中央大廳的記者招待會現(xiàn)場。

　　周覺至今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場景：李鵬坐在中間，他的右邊是朱镕基，左邊是鄒家華，朱镕基旁邊是錢其琛。他自己坐在錢其琛旁邊，臺上還有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沈國放、人大新聞局局長周成奎和一名英語譯員。

　　近600名中外記者參加了新聞發(fā)布會。邀請函都是以周覺的名義發(fā)放的。

　　根據(jù)平日工作接觸的情況，周成奎和沈國放分工，他負責點大陸記者和港澳臺記者提問，沈國放負責點外國記者提問，兩人交替著點。

　　周成奎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在點記者提問時，要考慮大陸媒體和境外媒體的平衡;在境外的記者中，要考慮港澳臺記者和外國記者的平衡;在外國記者中，要考慮美國、歐洲、俄羅斯、拉美、亞洲等各大洲間的平衡。

　　當被問到事先是否會審查問題時，周覺說：“根本沒有這種事。即使有這個想法，也是很愚蠢的�！�

　　他并不擔心“調(diào)皮”的外媒記者問出不恰當?shù)膯栴}，因為，首先，外交部新聞司對外國駐京記者比較熟悉，對外國記者的提問，通常都胸中有數(shù);另外，中國領(lǐng)導(dǎo)人自鄧小平以下，從來不怕記者的各種“刁鉆”問題。

　　周成奎也說，新聞組從來不要求記者必須提什么樣的問題，或不得提什么問題，記者提什么問題，是記者的自由。他還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講了這樣一件事。1998年，在準備朱镕基記者會的過程中，朱镕基曾專門給他們定了兩條規(guī)矩：第一，要盡可能把提問的機會給境外記者，因為大陸的記者見面的機會多得很;第二，不要事先安排，記者提什么問題都可以。

　　多次參加過兩會報道的中新社老記者、時任中新社新聞部政治外事組組長的李偉，也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證實了這一點。她當時擁有一張“主席臺記者證”(記者證分為主席臺證、一樓證、二三樓證和駐地記者證幾種)，是紅色的，可以在人民大會堂里“滿場亂竄”，包括領(lǐng)導(dǎo)人的休息室，都可以隨便去。

　　李偉曾在1990和1991年，連續(xù)兩次爭取到了在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提問的機會。她清楚地記得，是周成奎點的她：“中新社李偉，請你提問�！�

　　所提的問題，她之前向中新社駐會領(lǐng)導(dǎo)(一般由總編輯、副總編輯親自帶隊)匯報過，但并沒有跟兩會新聞組溝通過。

　　不過，她說她只能代表她自己，并不知道其他那些媒體，比如“老三家”(中央電視臺、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社)，是否會提前溝通問題。

　　她倒是記得，在“兩會”的另一場記者招待會上，曾有人塞給她一張條子，要她問一下法制的情況。她覺得“跌份兒”，就沒有舉手。

　　那能不能先舉手，被點名后再提別的問題?李偉肯定地答復(fù)，那是一定不會的，她只會提既適當、又是自家媒體的讀者所關(guān)心的問題。

　　“不要讓他們失望才好”

　　如事先所預(yù)計的那樣，國民經(jīng)濟增速、香港的平穩(wěn)過渡和“汪辜會談”等重大問題，都被提出，李鵬從容作答。對于臺灣問題，他如此回答臺北“中央社”記者：

　　……我在政府工作報告里面所談到的對臺灣采取必要的斷然措施，當然是在一種很特殊的情況下。比如說臺灣要搞臺獨或者社會秩序混亂，或者是受到外界的干涉等等。至于要采取什么樣的斷然措施，要視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。當然，我并不希望這種情況發(fā)生。順便說一下，在我的報告里提到了我們愿意盡早地進行雙方的接觸。一些臺灣的記者注意到原來我們是提兩黨之間的接觸，現(xiàn)在提雙方的接觸，這中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新的含義。當然這有新的含義，就是除了兩黨之間的接觸外，我們也歡迎一切反對臺獨、愿意和平統(tǒng)一的臺灣的其他的政治力量進行接觸。

　　對于《人民日報》記者提出的給農(nóng)民“打白條”的問題，李鵬轉(zhuǎn)請朱镕基來回答。朱镕基斬釘截鐵地回答：“現(xiàn)在農(nóng)產(chǎn)品收購已經(jīng)存在‘剪刀差’，農(nóng)民已經(jīng)吃了虧了，連這點錢都不給他，是不能允許的�！�

　　大約在問答進行到第10個之時，李鵬在臺上給周覺遞了一張條子，問他是不是快要結(jié)束了。周覺感到會場氣氛熱烈，走到李鵬旁邊低聲說，建議還可以多問兩個問題。李鵬同意了。周覺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李鵬可能是感到，一年一次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不容易，“不要讓他們失望才好”。

　　總理記者會總共進行了一小時零五分鐘。

　　記者會結(jié)束后，大家一起回到相鄰的河南廳休息，輕松地談?wù)撝�各自的感受。李鵬也愉快地笑著說：感謝在座的同志，你們辛苦了。

　　1994年，八屆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后，李鵬在記者招待會的結(jié)尾，舉起了酒杯，向記者祝酒。

　　1995年，八屆人大三次會議增選了吳邦國和姜春云兩位副總理。記者招待會上，7位國務(wù)院領(lǐng)導(dǎo)人站在一排，李鵬介紹了新當選的副總理。

　　1996年和1997年，并非換屆之年，也沒有人事變動，李鵬沒有帶副總理，單獨出席了記者招待會。

　　八屆人大期間，兩會的日期從不定期走向了定期。

　　1993年的兩會是3月15日開幕的，以后每年提前5天，1994年是3月10日，1995年是3月5日，就此固定下來，延續(xù)至今(1997年為3月1日，是唯一的例外)。

　　“中國‘兩會’的新聞報道，現(xiàn)在已成為國內(nèi)外媒體追逐中國新聞的重要平臺，‘兩會’結(jié)束后舉行的總理記者招待會，經(jīng)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，其形式和籌備工作已基本固定下來�！敝艹煽�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　　如果從1993年算起，到今年，總理記者招待會已是連續(xù)20年舉行(之前曾舉行過4次，1992年中斷)。20年來，它從未缺席，也不可或缺，且越來越變得像大片一樣，讓人期待。

（責任編輯：蒙昌樂）